论古典小说、戏曲中的词＂别是一家＂（下篇）(5)

　　如上所言，词的崛起有一个从乐人之词到文人之词的过程。而乐人之词分两种情况，一种像《云谣集》那样由乐人自己发声，一种像《花间集》那样由文人拟乐人发声，它们最大的区别，在于乐人自身是否参与创作。元明词的沉寂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亦可作如此观察。我们在着重关注文人词的低迷处境的同时，不妨留意另一条从文人之词到艺人之词的支线。这里的艺人之词，亦可二分：一种是书会才人的口头作品，如南戏、话本、早期演义小说中的口耳相传之作；一种是拟说唱人口吻的文人作品，如明人传奇，只要不是纯案头作品，需要付诸表演，就必须考虑所填之词之于艺人唱念的可行性问题。
　　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宽，定位于广义的词之表达，而非狭义的词之创作，则艺人之词中有一类特殊情况，尤值得关注，即袭用前代的文人之词。其文本虽然没变，属性却发生了变化，从原来典雅的文人之词，变成带有活套色彩的艺人口头之作。这样的羼人手法很聪明，既让艺人之词有一个较高的起点，又让文人词中的佳篇有了更广阔的受众，但在笔者看来，它更积极的文学意义，在于袭用、修改二事的并存。适当的修改原作，可以让小说家、戏曲家对前人词作有更深刻的理解，并激发他们结合情境进行二次创作的活力。在白话小说、戏曲的发展前期，较之原创词造成的艺术水准低下，以及纯袭用带来的情境违和感，袭改原作不失为艺人之词的一条可行之路。而前代文人之词的介人，恰是元明艺人之词较之唐宋乐人之词最不同的一面，也是更复杂的一面。
　　理解了以上几点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从《云谣集》到《花间集》再到两宋词，从宋元南戏、话本中的词，到明传奇、小说中的词，再到清词，都存在一个由俗变雅的上升过程。即从底层的乐人、艺人之词，变为文人拟写的乐人、艺人之词，最后成为纯粹的文人词。当然，前者是一条随燕乐而起的文学主线，后者只是词乐衰落背景下的一次突围之举罢了。明清之际词体复兴的原因很复杂，主要归功于文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，笔者无意夸大小说、戏曲在其中的作用，但我们或可留意一点：明清词的复雅，除了文人词坛的努力外，在一定程度上亦受益于古典叙事文学的转型，即从世代累积创作转向文人独立创作。在一批独立创作的小说家、戏曲家的努力下，小说、戏曲中的羼人词，也从艺人之词走向了文人之词，其创作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。这些提高虽然未必直接影响晚明清初各词派的词学观念，但小说、传奇作为有明文学的一代之胜，它们对羼人词的功能需求，却在客观上促使了汤显祖等优秀作家介人词体创作之中，这对晚明词的复起来说，不失为一个无心插柳的举动。
　　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回头看古典小说、戏曲中的词"别是一家"，已经拥有了丰富的词学内涵。它既可指在小说、戏曲的羼人现象中，词有别于诗歌的独特功能；也可指在词乐衰落的元明时代，词在寻求一条雅文学之外的发展道路。如此的观察，将凸显两层意义：首先，词不再作为羼入诗的附庸和注脚而存在。尽管诗词的同质性依然是羼人韵文的主要特征，但我们已然认识到诗词的异质性同样重要，它们与整体词史中某一时段特性的对应关系，更不可忽视。其次，我们可以摆脱南宋以后词史完全是一部文人词史的观念，适当地考察一下以小说、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媒介对词的发展所起的作用，并借此发出更多的疑问：它们只是为词在衰落之际提供了一片生存空间，还是在此之上有更积极的词史意义？对于明清之际词的中兴来说，晚明小说、戏曲中的词在数量和质量上渐人佳境，是否殊途同归的反映？人清以后，小说中的词创作日渐低迷，这当然与小说观念的成熟有关，但从词史的角度来看，是否也与词体在文人世界中找回了足够的自信和尊严有关？笔者在此抛砖引玉，是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明清词研究方法的多维思考，而并不仅仅是业已成熟的唐宋词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复使用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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